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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2备用网址(www.22223388.com):王小鲁:关于中国经济、通胀和宏观政策的一些看法

admin2022-04-2835

*网易研究局稿件未经同意禁止一切媒体转载,包括友商,本文不构成投资决策。

王小鲁(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一)关于当前经济走势

大家知道,近两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大幅度起落。疫情期间,2020年的一季度经济大幅度下滑,之后逐渐走向恢复,2021年的一季度经济有一个大幅度的反弹,增长率上升到18.3%,但一季度以后,经济增长逐步下行,到四季度,同比增长只有4.0%。

如果我们再看其他一些经济指标,下行的趋势更明显。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些指标,除了固定资产投资以外,其他几个指标全年的增长指数都看起来都不错。但如果我们看年末的情况,工业增加值已经从全年的9.6%已经下降到12月的4.3%,服务业生产指数降到3.0%,固定资产投资降到1.6%(这个1.6%是根据累计增长数值推算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降到1.7%。而且要注意的是,1.6%和1.7%都是现价的增长率,如果做了价格平减,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应该是大幅度负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零增长。所有的指标中,最好的指标是进出口。出口总额按美元计价,全年实现了接近30%的增长率,到了12月份仍然保持在20%以上,这是所有指标中最亮眼的一个指标。

关于工业生产,我们再来看看全国99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变化。在统计局公布的99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一季度负增长的产品在99种产品中间占4种,负增长的产品占比是4%。到了二季度,负增长产品上升到23种,三季度上升到48种,四季度上升到50种(四季度数据是截至11月末,12月份的数据尚未包括)。负增长的产品数超过了正增长的产品数,即超过50%的产品是处在负增长状态。

这些负增长产品中间,包括了钢材、有色金属、水泥、汽车,各种家用电器等大宗工业产品。这与统计局公布的工业增加值12月份增长4.3%相比,所反映的形势有明显不同。

根据各方面统计指标,我们可以对去年和今年的经济形势做一个简单的判断。去年上半年经济大幅度反弹,下半年迅速回落。这个回落中间,一个突出的因素是2020年的基数前低后高。在这个基数之上计算同比增长,当然2021年的增长就会是前高后低。但在剔除这个因素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经济减速的趋势仍然是明显的。

其中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出口在去年经济增长中起了重要的拉动作用,就是说外需在拉动经济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整体经济增长现在看来已经回归到过去10年来增长下行的通道。从这个趋势来看,2022年经济继续减速的可能性很大。

我们看一下中国经济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增长趋势。图中数据做了两年移动平均,目的是减少波动,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中长期的变动趋势。我们可以看到,从1978年到2008年,经济增长大体上是围绕10%上下波动的,平均增长率大致在10%。从2008年以后,虽然经历了双宽松,经历了大幅度的货币放水和 *** 大规模投资,但是经济增长呈现了持续下滑的趋势。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到,经济增长从2008—2010年的高点一直在下降,到现在这个趋势已经超过10年了。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经济学家曾经认为,中国脱离高速增长轨道后会进入一个中高速增长的平台。但是我们从已经发生的情况来看,实际上没有这样一个平台,经济是在持续减速。

(二)经济增速下行的短期和中长期原因

经济减速的影响因素是什么?我想谈谈在这方面的看法。

首先是短期影响因素。2021年哪些因素影响了经济增长?为什么前高后低的情况如此明显?我想有几个因素,一个是关停民营教育培训机构对经济增长起了负的作用。因为民营教育机构已经发展到大约一千万人就业,突然间停掉,造成大规模失业,这对经济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第二个因素是双控带来的能源紧张和从9月份开始的各地区拉闸限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这期间,由于全年的煤炭增长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所以造成了越来越突出的能源短缺现象,到了9月份,煤炭短缺加上各地为了完成双控任务拉闸限电,这些加在一起对经济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另外一点,关于共同富裕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出现了某些错误的解读。比如有些广泛流传的说法认为,共同富裕就是要均贫富,就是要打击资本,是一场大的战役,要对资本开战了。尽管这些说法后来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纠正,但是仍然导致了民营企业的普遍担忧,市场信心不足的现象非常突出。

刚才说的是短期因素,中长期因素有哪些?我认为2008年以后出现了长期的结构失衡,这个结构失衡还在延续。产能过剩、消费需求不足、债务堆积、生产率下降,这些是主导经济增长逐步下行的背后因素。那么这些因素的关键在哪里?我认为关键是在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衡:投资率越来越高,消费率越来越低,两者之间不成比例。过高的投资率是大量行业出现过剩产能的背后原因。

近年来,我们看到投资在减速,特别民营企业在自发地缩减投资,这是一个自发的市场调节现象。因为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理性的企业行为不是扩大投资,而是缩减投资。而且缩减投资有利于整体的宏观调节。尽管它在短期不是利好的因素,因为短期投资下降当然会促使经济下滑的趋势更加突出,但是,从长期来看,为了恢复结构平衡,缩减投资是必要的。

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若干领域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有待于落实,有些领域公平竞争不到位,行政干预比较多,营商环境欠理想,这些因素都是制约我们近些年来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

为什么会出现结构失衡?我认为长期的货币扩张和过量的 *** 投资是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

我们来看一看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或者叫结构失衡,是个什么情况。我们看到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0年左右,我们国家的消费率基本保持在60%以上,平均在63%左右。但从2000年到2010年,出现了一个消费率的大幅度下滑,从63%降到了49%。2010年以后有缓慢回升,但2020年也仅仅是54%,消费率仍然比过去正常状态的消费率低了约1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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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投资率或者叫资本形成率是什么情况?资本形成率在2000年以前,基本保持30%到40%之间这样一个水平。这个水平在世界上来看已经是高投资了,世界各国的投资率远远低于我们百分之三十几的投资率。但是在2000年之后的十年间,我国的投资率从33%突然上升到47%,提高了十多个百分点。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是货币大量供应和 *** 的大规模投资。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在2008年到2010年的这段时间。

2010年以后,投资率有一个回落,但现在仍然在43%以上的水平,这个水平仍然比过去常态的投资率高了将近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与过去的常态水平相比,投资率高大致10个百分点,消费率低10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想再不断地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就会是失衡加剧,产能过剩加重,效率越来越低,拉动效果越来越弱,同时,积累更多的债务,同时挤压居民消费,使得消费对经济的带动能力进一步下降。

结构失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长期的货币扩张和过量的 *** 投资是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从2000年到2015年,广义货币M2年均增长16.9%,GDP年均增长9.7%,M2比GDP增长平均高了7个百分点以上。当然,我们还可以问,2000年以前货币供应增长也远远高于GDP,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生严重的问题,而现在造成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刚才王忠民理事长已经做了一些解释。就是说当时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这期间出现了两个现象。一个是产品的商品化,即过去不属于商品的产品进入了市场,商品化了。另一个现象是生产要素的资本化,即过去很多生产要素不是资本,在改革期间变成了资本。它们产生了对货币的大量需求。因此,改革早期的产品商品化和要素资本化对于吸纳货币的超速增长起了关键的作用。

再后来,我们看到产品商品化的过程和要素资本化的过程基本完成了,货币还在高速增长。这个时候为什么仍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我们看到了货币超发,但是,通货膨胀指数如果看CPI 和PPI,它们长期以来都很低。特别PPI,过去十年来,多数年份是负增长,只是去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不断投资积累形成的产能过剩,抑制了工业品的价格上涨,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我们看到,凡是存在产能过剩的领域,不管发了多少货币,价格都涨不起来。因为对于企业来讲,谁先涨价谁就是找死。产品还卖不出去,你不降价竞争,反而涨价,你不是找死吗?结果别人产品卖掉了你的产品卖不掉。这是一个制约通货膨胀的最主要的因素。CPI长期以来高于PPI,因为CPI中包括农产品和食品,一些基本的消费品是农产品和基于农产品的加工品。对农产品来讲,不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而在更多的工业品领域,都存在产能过剩。因此,这个机制导致了过去价格没有突出的上涨。

但是,货币增发不断鼓励投资,致使产能不断扩张,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同时出现了另一个情况,货币大量进入房地产领域,结果房价、地价变成了天价。什么推动的?主要是货币推动的。除了货币推动以外,还有一个因素:各地的土地一级市场由地方 *** 垄断,而垄断条件下的土地价格一定是高于均衡价格的。

2015年以后出现什么情况?从2015到2021年,M2年均增长9.4%,和以前相比缓和多了,理性多了。但是同期GDP年均增长只有6.2%,M2增长仍高于GDP增长3.2%。同时, *** 投资也有所减缓。但是由于货币增长仍然快于经济增长,所以杠杆率还在继续上升,金融风险还在继续扩大。

(三)关于通胀、货币、宏观政策的一些看法

2021年出现了高通胀。表现在PPI全年高达8.1%,按月度看,12月上升到10.3%。这个高通胀是哪些因素导致的?我认为有外部输入的因素,但是对中国的情况而言,以内部因素为主。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可以看到,在刚才讲到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短缺的情况下,煤炭价格领涨PPI增长,有些月份煤炭价格上涨超过200%,整个煤炭行业全年出厂价格上涨45%,领涨了工业品价格。这种情况引发了价格上涨的连锁反应。

另外一个因素,2020年的M2增长10.1%,超过GDP增长7.8个百分点。10.1%总体来看不算太高,但是2020年GDP只有2.3%的增长率。M2超了那么多,它可能对通胀带来了一定的滞后效应,通过一段时间的迟滞反映到价值指数上。

因此,从这些情况来看,我认为未来的宏观政策需要保持审慎。我们的宏观政策需要和结构政策相协调。既然经济持续下行是结构失衡导致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货币 *** 于事无补,而且会加剧失衡,扩大金融风险。

最近几年实体经济增长缓慢,有人说货币供应还是不够,贷款还是发少了,还要多发,因为实体经济还存在融资难的问题。融资难的问题是怎么来的?除了一些结构性问题,比如小微企业融资难,这是体制和结构问题造成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贷款大量流向房地产业,房地产业吸纳了全国贷款非常大的一个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要解决实体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是不是靠松信贷就能解决?我认为难以解决。需要解决的是体制上的问题,也包括土地和房地产市场存在的体制问题。

另外,关于 *** 投资,目前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了,我们该建的基础设施建得差不多了,进一步的过量投资会导致效益恶化,债务负担加重,并且会挤压居民消费,不利于未来的内需改善。

我们的投资和消费结构有待于继续调整。在我看来,消费率需要至少恢复到60%以上,比较理想的状况应该是在65%到67%这个区间。投资率要降回到30%到40%之间的区间。

未来要改善内需,恢复增长的动力,要让消费带动内需的潜力发挥出来,需要什么条件?我想突出的一点,就是有赖于 *** 的支出结构转变,着力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整理自王小鲁老师于2月26日在全球通胀与应对研讨会暨《全球通胀与衰退》新书发布会上的讲话,已经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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